在19世纪末20世纪初的晚清时期，不少商人已对教育的作用产生了前所未有的认识，并积极主动地开展了一系列较有成效的兴学活动，对推动近代中国新式教育的发展产生了不容忽视的积极影响。
从有关史料可以看出，对于发展教育的作用，晚清商人的认识已达到较高的程度。他们首先把教育的发展与国家的强盛紧密地联系在一起，认为兴办教育是救亡图存的一项重要措施。例如，苏州商人即曾指出：“各国强弱之分，文野之别，视全国人民就学之多寡为断。”也就是说，一个国家的强弱与发展，在很大程度上取决于人民是否能普遍地接受系统的教育，而人民之能否接受系统的教育，又取决于教育自身的兴盛与发展程度。因此，屡受西方列强凌辱的中国要走向富强，争取独立自主，就必须“广兴教育，以培养人才”《苏州商会档案》卷92、卷3）。
其次，晚清时期还有些商人对师范教育作为整个教育之母的先驱作用也有较为明确的认识。晚清儒商的著名代表张謇提出，普设学校的前提是首先发展师范教育，其原因在于“师必出于师范”。所以，他在许多场合都反复强调“师范造端教育，责任匪浅”的重要意义，认为“欲雪其耻（指国耻———引者）而不讲求学问则无资，欲求学问而不求普及国家之教育则无与，欲教育普及国民而不求师则无导，故立学校须从小学始，尤须先从师范始”（转引自章开沅《开拓者的足迹———张謇传稿》第143页）。正是基于这种认识，张謇于1903年在自己的故乡通州（今江苏南通）积极创办了近代中国第一所民间私立师范学校。其他许多地区的商人则相继创办了师范传习所。
再次，晚清商人对刚刚届临的20世纪新时期所谓“商战”与“学战”之间的关系，也有比较独特而清醒的理解。当时，商战论的呼声甚高，为提高商人的社会地位创造了过去所没有的良好客观条件。然而，许多商人却清醒地意识到：“时至今日，所谓商战世界，实即学战世界。”（《苏州商会档案》卷3）一些商界中的有识之士还进一步认识到，商战固然重要，但商战离不开学战。例如，上海商界中的活跃人物王一亭就曾指出：“当今之时代，一商战之时代也。不惟一国之商与一国战，而且各国之商与各国战，是商场，一战场也。”但是，欲得“商场中久练之兵”，“必储商业人才于学堂，迨至商才蔚起，然后各展其素营之学问，出而与各国商民战。”因此，“果能普立学校……为百年树人之计，与列强抗衡，我商民庶有豸乎！”（转引自徐鼎新《旧中国商会溯源》，《中国社会经济史研究》1983年第1期第95页）
除此之外，有些地区的商人还通过将华商与西方商人进行比较，进一步论述华商欲与洋商竞争，解救自身所面临的生计危机，首先必须改变旧观念，增加新知识，而做到这一点就需要发展近代教育。例如，苏州商人即曾指出：“泰西商人皆从学堂绩学而出，不独通文义、算术、历史、舆地、制造见长也，且能周知各国之情势，故所见者广，不屑以招徕接待为能，鸡虫得失自私也，实能保护己国之权利，故所争者大。我华之商，力薄资微，智短虑浅，既无学问，而又坚僻拘墟，以无学识之人与有学识者遇，其胜负可立决矣。”（《苏州商会档案》卷3）这是当时的商人对自身缺陷较为深刻的认识，同时他们也迫切希望兴盛教育，尽速改变华商的这种落后状况。否则，“他人之制造日新月异而岁不同，吾国则千年犹一。欲其不相形见绌也，难矣。”
综上所述，晚清时期的商人已从许多方面，包括对国家和民族的生死存亡，对商业的振兴以及自身的生存和发展等，意识到兴盛教育的迫切性与重要作用，进而对教育给予了前所未有的高度重视，这种情况在过去显然是不曾有过的。
由于认识到兴盛教育的作用与影响，晚清时期不少地区的商人积极参与有关的兴学活动，以较高的热情致力于发展近代中国的新式教育。其中较有影响的一项具体活动，是创设商办民间教育团体，直接参与管理地方学务。我们不妨以江苏的情况为例作一具体说明。
1904年，张謇即曾创设“通州五属学务处”，作为统筹推广新式教育的民间办事机构，后又在江宁（今南京）创立同属民间社团性质的学务公所。苏州学务公所成立后，“分议事、理事为两大纲”，还另分设各具体办事机构。它虽属商办民间教育团体，但却称得上组织严密，机构完备，是具有近代特征的新式社团组织。苏州学务公所的权限及从事的有关具体活动，既有学校设施、经费的管理安排，也有课程设置、师资的培养，以及小学教育、实业教育和军国民教育等内容，涉及的面如此之宽，俨然是一个全面管理学务的民间组织机构。尤其是在培养新式学堂师资方面，学务公所作出了比较显著的成绩。它成立之后即创办了公立师范传习所，至1911年先后已有六批学生毕业，为各个学堂源源不断地输送了新式教员。当时，张謇的这一行动在江苏不少地区产生了明显的先驱示范作用，很快就带动更多类似的民间商办教育机构和团体的创立。
晚清时期，其他许多地区也曾出现像苏州学务公所这样的商办民间教育团体，并且同样也为新式近代教育的发展作出了积极的贡献。
晚清商人的兴学活动，不仅表现在积极创设新式民间教育团体，而且还体现在大力资助或是直接兴办各类新式学堂。当时，商界的一些有识之士认为，中国应受教育者为数甚众，如“一一依赖国家为之设校安排，微论无此财力，亦无此办法”。因而宜仿行西方与日本学制，鼓励民间普设公立、私立学校，提倡和发展“民学”（《苏州商会档案》卷92）。与此同时，许多商会对此还具有比较强烈的紧迫感和责任感，意识到“事无近功，种宜早下，急起直追，犹恐不及，失今不图，后悔已迟。学堂也、讲习所也、陈列所也，皆为商界下新种子也。使不此之务，再阅十年，而我商界之面目仍旧，恐华商无立足之地也。至时而思以教育救其弊，不已晚乎！”（《苏州商会档案》卷3）正是在这种紧迫感和责任感的驱使下，商人纷纷慷慨解囊，资助兴办新式学堂。
在推动创办新式学堂的过程中，不仅前述商办民间教育团体起了明显的积极促进作用，而且，许多地区的商会也发挥了不容忽视的影响。自1904年以后，各省大中城市的商人都设立了商务总会或商务分会，成为近代中国最为普及而且影响也最大的民间新式商人社团。不少商会在创立之初，除致力于联络商情和振兴工商之外，也非常关注教育的发展，尤其是对创办各种新式实业学堂更为重视。
与此同时，一些经济实力比较雄厚的大商人或行业，也曾捐资或是自办新式学堂，为促进中国近代教育的发展尽心尽力。比较著名的有：叶澄衷在上海兴办的澄衷学堂、周廷弼在无锡周新镇开办的廷弼学堂、卢洪昶在宁波兴办的商德学堂、胡元炎在长沙开办的明德学堂、郑锡光在福州创办的中等商业学校等。张謇在这方面更是功效卓著，他一方面相继建议和敦促清政府创设工科大学、法科学堂、农务学堂和医科学堂，另一方面身体力行，先后在南通独自兴办师范学堂、女子师范学校、实验小学，同时陆续创办了吴淞商船学校、铁路学校等。
可以说，积极捐资兴学或是自办各类新式学堂，在晚清时期大商埠的商人中已几乎称得上蔚然成风。在此之前，虽然也有少数富商大贾捐资助学，但大多属于善举性质，主要是为了取得乐善好施的誉称，而不是对教育的重要作用有比较深刻的认识。晚清时期的商人则由于自身思想意识发生了明显变化，较为全面地领悟到兴盛教育与振兴商务之间的密切关系，故而对发展教育给予了高度重视，其兴学活动也不再仅仅限于捐资助学，而是进入到自行兴办各类新式学堂的新阶段，反映出中国历史上商人兴学活动的一个新特点，对于推动中国近代教育的兴盛所产生的作用与影响自然也更为突出。这在中国商人发展的历史进程中，不能不说是一个值得重视的新趋向。
从晚清时期商人兴学活动的影响看，不仅有效地促进了近代中国新式教育，特别是实业教育的发展兴盛，而且也对资本主义工商业的增长产生了积极的推动作用。各类新式实业学堂的创办，增进了工商界人士的新知识，培养了一批专门人才。正如当时的工商业者所说：“智识日开，则必于实业多所裨益。”事实表明，这一时期中国的资本主义工商业也确实得到了比较迅速的发展。推动其发展的因素较多，但商人的兴学活动无疑是其中的一个重要因素。
